波士頓書評 Boston Review of Books Pod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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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与权力可能是一组最紧张也最具戏剧性的关系。为了装点权力，政治家与独裁者常常表现出文学艺术的兴趣来表现出自己的‘’雅量”，来显示对于异见者的优容，而文学家经常为了生存乃至保存艺术的名义，在独裁者身边虚以为蛇。然而，记录在文学史中的许多人，选择了流亡，或者选择了直接地反抗，抑或偷偷把文稿藏在抽屉里等待重建光明的一天。

作为俄罗斯文学白银时代的代表人物，曼德尔施塔姆的一生就是这样的写照。不同于蒲宁的流亡、阿赫玛托娃与帕斯捷尔纳克的忍辱含垢，曼德尔施塔姆选择了直面黑暗本身，并为自己的艺术信仰付出了生命。他不是自我献身式的殉道者，相反在同辈的诗人当中，他有着不属于革命与战争年代的单纯和透明。他曾经直言讽刺过斯大林，也曾为了生存向斯大林乞求，乃至身不由己加入大合唱之中。然而尽管被现实政治的残酷跌打得粉丝，曼德尔施塔姆对于艺术纯粹的追求却从未改变。他的脆弱与妥协，反而使得他的作品在孩子般的纯真和诗人的轻盈之外，有着来自历史自身的沉重。畸形的时代中，诗人无法起飞，却用自己的方式反抗着所谓不可阻止的历史与真理。本文选自中国诗人凌越的1月出版的新书《解开我的谜语：西方现代诗人廿二家》中《曼德尔施塔姆 石头 ，一个诗人的隐喻》。

就像波德莱尔选中了花，惠特曼选中了草叶，曼德尔施塔姆则选中石头这个看起来最没有诗意的意象作为自己最重要的 诗歌元素。1913 年，22 岁的曼德尔施塔姆出版了自己的首部诗集《石头集》，虽然还很年轻，虽然不少早期诗作还存留着少年青涩的柔美嗓音（胆怯无言的声音 / 来自坠落的果实，/ 环绕它 的是不曾破碎的 / 密林寂静的乐乐……），但是对于某种重量美学的追求业已明确：“来日我也将创造 / 来自残忍的重量的美。” 完成这一任务的时间，曼德尔施塔姆给出的是“来日”，当然后 世的读者看得清楚，更准确的词应该是“此生”。这一早年貌似普通的诗句如同谶语般揭示出日后残酷的命运带给曼德尔施塔姆的“重量”和令人心悸的美。

在《石头集》中没有一首以“石头”命名的标题诗，甚至连石头的意象都难以见到，举目皆是俄罗斯诗歌的典型意象： 密林、灯盏、纱巾、灌木丛、火焰、水晶苍穹、冷杉，等等。 也就是说，石头对于曼德尔施塔姆而言，仅仅意味着某种硬朗的质地、沉甸甸的诗的容积。在早年的文论《阿克梅派之晨》 中，曼德尔施塔姆说得明白：“哥特式钟塔的漂亮箭头狂暴是因为它的功能在于刺穿天空，谴责它的空无。”当然这只是被刚刚结识的更为狂热的阿克梅主义者古米廖夫激励起来的信念，在 《石头集》中，这信念还没来得及施展，除了《林中圣诞树焚烧》《我憎恨那单调的群星的光芒》等几首诗中偶尔闪烁着凶狠暗淡的微光，其他诗作更多是为一种温情所支配，即便在“世界的地牢里我也并不孤单”。

作为一种抽象观念的石头，来源于曼德尔施塔姆所投身的阿克梅主义对俄罗斯象征主义运动的摒弃。古米廖夫在《象征主义遗产和阿克梅主义》一文中开首就写道：“象征主义的发展阶段已经结束，目前它正在衰落下去。”曼德尔施塔姆则撰文攻击“象征主义者是糟糕的居家者；他们热爱旅行，他们在自身有机组织的牢笼或在康德借助于他的范畴构筑的普遍牢笼里感 到不舒服，不自在”。这些抨击让人疑惑，尤其是当我们看到曼德尔施塔姆那些充满象征意味的诗作，这种疑惑就更强烈了， 甚至曼德尔施塔姆的许多散文和文论也是通过大量的象征物来 间接阐明他的观点的。合理的解释是，阿克梅主义所抨击的是被俄罗斯象征主义者（以巴尔蒙特为代表）用烂了的模糊意象和联想，大量诗句软绵绵地隐没在迷雾中，沉湎于不切实际的感慨里。当然，对上代诗人宣判死刑，也是有抱负的青年诗人为自己登上诗坛所做的仪式。不过最终的颠覆者永远是诗句本身，仅就曼德尔施塔姆而言，他有的是这样的诗句。

如此，“石头”本身就是一种象征物，象征着年轻的曼德尔施塔姆对诗的硬朗质地和力量的追求。石头是曼德尔施塔姆日后许多诗作几乎不为人察觉的背景和基石，它们不动声色地改 变着典型的俄罗斯诗歌意象的成色，甚至“痒酥酥的绸巾”也会“灼烤着喉咙”，“干枯的麦秸”也因为“饮尽整个死亡”而 “变得更加温柔”。对此，曼德尔施塔姆说得明白：“我们在词语关系中引入了哥特式元素，正像巴赫在音乐中建立了它一样。” 的确，诗歌是人类最微妙的乐器，稍稍更改它的琴弦，就会发出截然不同的声响。从表面看，曼德尔施塔姆的诗作沿用了俄 罗斯诗歌传统的四行一节的形式，据说在诗歌韵律方面的创新 也不明显，但是由于对诗歌中哥特式气氛的营造（“竖琴在吟唱 埃德加的《厄舍府》”），曼德尔施塔姆成功获得自己的诗歌个性。通常，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节奏急促，一种内心的加速度驱策着美妙的诗句在美丽的俄罗斯原野上狂奔，那仿佛金属碰撞时发出的锐响让读者感到不安，这也是辨识曼德尔施塔姆诗句的最佳途径：

草原多寂静，在四月里换季。 但天空，天空——你的米开朗基罗！ （杨子译）

后来在《谈但丁》一文中，曼德尔施塔姆对石头有进一步的阐发：“石头是一部印象派式的天气日记，它记录了千百万个多灾多难的年代，但石头不仅仅是往昔，它还是未来：它包含周期性。它是一盏穿越未来年代的地质昏暗的阿拉丁的神灯。” 很自然地，这里的“石头”将带出作为“记录者”的曼德尔施塔姆。布罗茨基在《文明的孩子》一文中精彩地分析过“诗人之死”对于诗人的意义：“当我们阅读一位诗人时，我们是在参 与他或他的作品的死亡。在曼德尔施塔姆那里，我们参与了两 者。”对于曼德尔施塔姆后半生的悲惨命运我们多多少少知道一 点，虽然人们通常笼统地认为诗人命运是时代命运的自然延伸， 但曼德尔施塔姆最终堕入命运的深渊有其具体的缘由，那就是他在布柳姆金问题上向捷尔任斯基和布哈林所做的英雄主义的申辩。布柳姆金就是那个在空白的死亡判决书上随意填上无辜者名字的秘密警察。不少人认为曼德尔施塔姆最终的厄运与此有关。另一个事件则是曼德尔施塔姆在 1933 年写下的诗歌《斯大林警句》，在诗中他讽刺斯大林是“克里姆林宫的山里人”， “他的手指是十只肥厚的虫子”。此后曼德尔施塔姆在牢狱和流放中度过自己的余生，1938 年底死于离自己的出生地彼得堡 １万公里的流放地——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临终之际，他躺在篝火旁边读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

这是一个诗人的命运，毋宁说是一块坚硬的石头的命运。 曼德尔施塔姆的一位挚友，作家埃·明德林曾用文字描绘过他的画像：“他动作敏捷，脸上棱角分明，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昂首天外的身姿……似乎，他的身体不便这样支撑他的头，然而，恰恰就是这样支撑了一辈子。他昂首仰望天际，显得特别高傲， 甚至对造成他生理和心理上痛苦（尤其在诗人凄惨的晚年）的 那些人也不屑一顾。”其实岂止对那些人不屑一顾，甚至对于凄惨的命运本身，曼德尔施塔姆也一直保持着骄傲的态度，他勤奋写作到命运最悲惨的生命最后一年即明证。已经有人试图拿曼德尔施塔姆的命运去给他的诗做注解了，可是这时候我更愿 意听曼德尔施塔姆谈词语，不用说，他是最有资格谈论词语的诗人。“太多次我们未能看到诗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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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顾四周，今天的我们生活在一种极度的不对称之中，有如奢华高档的楼宇耸立在简陋匮乏的贫民窟之旁。以美国为例，美国每年生产的食物远远足够养活其境内的3.3亿公民，但每天仍有超过1300万美国儿童受到饥饿的威胁。当这些年幼的生命最需要被关爱和呵护时，他们收获的第一堂课却是贫穷和恐惧。同样，在很多各大城市有不少人露宿街头，但这并不是因为住房短缺，恰恰相反，闲置空房的数量是无家可归者的28倍。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些流离颠沛完全可以避免时 ——我们该如直视他们饱经风霜的双眼？

同样，生产效率在过去几十年来持续提高，然而劳动果实的提取却极度不均。目前在美国，底层50%的人口仅拥有全国财富的4%，而顶层1%却掌控着惊人的30%。在这种极端物质失衡的阴霾下，一场精神危机也在悄然滋长。一半美国人表示感到孤独，将近20%的年轻人出现心理健康问题。这一切，再加上环境的崩溃和极端主义的抬头，已经让人感觉像是一部黑色电影；更令人不安的是，科技巨头们正跨过公众监督，在不计社会后果的方式大力推进人工智能，这种未来带给人类的是深深的失控感。这些问题也并不是美国独有的，在全球化资本发展的浪潮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产生严重的失衡，只是种类和比例不一样而已。

那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们又应该如何面对呢？

2025年11月29日，在意大利甘多尔福堡举行的2025年“方济各经济”国际会议上，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 Donni Wang发表的演讲，《黄金比例经济：过剩时代的均衡之道》，分析了当下种种失衡问题的根源，并提出“黄金比例经济”概念，作为一种指导性理念和规范性框架，为解决当下问题提供一种路径和思考。

下面的文章根据演讲稿改写而成。

黄金比例经济：过剩时代的均衡之道

——2025年11月29日，在意大利甘多尔福堡举行的2025年“方济各经济”国际会议上的演讲

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 Donni Wang

（本文根据演讲稿改写而成）

当前结构性失衡及其多重表现

当今世界来自社会 、生态和精神的多重性危机（polycrisis)其实源于结构性失衡，而非资源的绝对稀缺。例如，食物浪费与饥饿并存、住房空置与无家可归并行、财富积累与贫困加剧。这些极端不对称上可以追溯到当代经济制度的核心弊端，就是对量化产能的无限追求。这个终极目的忽视分配公正和社会可持续性，导致物质、资本和权力的丰裕与匮乏同时出现。这些是以资本积累来衡量经济的必然结果，即非自然现象，也非改变个别政策或执行者可以根治。以上美国为例，尽管农业产出足以满足国内需求，仍有大量人口 面临没钱购买食物的可能。与此同时，美国每年食物浪费量占总产量的比例显著，而食品不安全问题影响数百万家庭。这反映出供应链和市场机制优先考虑利润最大化，而不是确保资源的质量和普遍获取。在住房领域，空置单位的数量远超过无家可归者，这些空置房产往往用于投资和投机目的，导致基本居住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这种资源配置的偏差不是孤立的，而是系统性的，它源于在经济系统内，市场效率优先于人文关怀。

这种结构性失衡进一步延伸到收入与财富分配领域。近数十年来，生产率稳步提升，但由此带来的收益主要集中于顶层群体。美国底层人口拥有的财富比例极低，相应的是顶层对财富的垄断。这种贡献与回报之间的脱节，不仅损害了经济公正，还削弱了社会稳定。在全球范围内，类似格局同样明显，许多发展中国家依赖资源出口型经济，导致本地社区承受环境破坏和经济剥削，而跨国公司和少数精英攫取大部分利润。零工经济的兴起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稳定性，平台工人为科技巨头贡献核心价值，却缺乏社会保障，收入波动大，面临债务和不确定性。这种失衡不是偶然的，而是嵌入当代经济模式的内在矛盾，它将个体简化为生产或消费单元，忽略了人类关系的相互性和对等性。

物质不对称的后果超越了经济领域，延伸到社会与心理福祉的并行危机。许多人感受到高度的孤独感和社交孤立，心理健康问题影响着近五分之一的年轻群体。这些现象与生态退化的加速、政治极端主义的抬头以及对未来的普遍焦虑同时发生。与此同时，技术转型，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快速部署，在科技巨头的指导下飞速进行，但过程缺乏民主监督和公共讨论。这些发展共同强化了一种感知：经济和技术系统已脱离社会的控制，人们感到无力感和异化，仿佛自己只是庞大机器中的可替换部件。

在精神层面，这种失衡表现为意义感和目的感的丧失。消费主义文化鼓励即时满足和物质积累，却忽略了人类对归属、创造和更高追求的需求。结果是，焦虑、职业倦怠和抑郁成为流行现象。根据相关调查，全球工作场所的倦怠率持续上升，这些问题并非次要效应，而是结构性失衡的直接延伸。当经济体系将个体视为物质要素，服从于效率、优化和增长的铁律时，意义、尊严和目的等问题被边缘化到私人领域，导致系统性的异化。这种异化不是偶然的，而是当代职场设计的必然结果，这些组织通常围绕服从和效率构建，而非自我实现和创造性表达。

总体而言，这些结构性失衡的多重表现——从物质分配的不公，到社会孤立的加剧，共同构成了当代危机的根源。它们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交织的系统问题，其背后更深层次的缺失是人文世界的萎缩。

黄金比例经济：解决失衡的规范性框架

针对上面所说的种种问题，当代经济体系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调整结构，调整体制，从而实行黄金比例经济。所谓黄金比例经济，就是旨在调整经济重心，从无止境增长转向自然生态的可持续与社会公正的均衡，为增长主导范式提供替代方案，帮助社会在过剩时代找到平衡。

黄金比例经济提供的一种理念和规范，为解决当下问题的开辟路径。这一框架并不停留在政策或技术方面，而是植入到人文主义的历史传统。黄金比例这个名称来源于一个完美的数学关系，在历史上与自然和谐、艺术美学和建筑设计密切相关。该比例（约1.618）通过斐波那契序列在欧洲普及开来，同时在古希腊哲学、印度数学传统以及阿拉伯几何学中独立出现。

现代经济体日益将活生生的人化为劳动力、人力资本或消费个体，而将伦理和人文议题排除在经济领域之外。这种分割标志着对早期人文主义传统的背离，特别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是全面化的，它强调比例、和谐与平衡，不仅体现在艺术和建筑中，也延伸到社会生活。诸如米开朗基罗的《创造亚当》等作品，表达了人性本质的高贵，并赋予个体创造潜力。在那个时代，经济活动被理解为从属于更广泛的伦理与文化目标，例如佛罗伦萨的商人银行家不仅追求财富，还赞助艺术和教育，将经济成功视为人文繁荣的手段。相比之下，当代经济模式丧失了这种人文尺度，本末倒置地将物质增长置于首位，导致失衡成为常态。这种背离导致历史的倒退，让现代理性主义演变为狭隘的功利主义，它忽略了人类存在的多维性，诱生出严重的社会与精神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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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end of 2025, Boston Review of Books published an English-language book titled A War I Cannot Understand. It tells the story of Pan Wen-Yang, a university student from Taiwan, who traveled to the Ukrainian front lines twice to fight in support of Ukraine. The book is also accompanied by dozens of photographs taken by Ukrainian military photographer Alex Zakletsky. Today’s article is the editor’s note. If you wish to purchase this book, you can do so on the websites of JF Bookstore, Amazon, and Barnes & Noble.

And the World Remains Si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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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1月3日特朗普對委內瑞拉的「絕對決心行動」可以說是這兩天最熱議的事情。特朗普稱之為門羅主義的升級版「唐羅主義」（Donroe Doctrine）。首先書評推薦學者章永樂的一本書《此疆尔界：“门罗主义”与近代空间政治》。下面是今天的書評短評《活捉馬杜羅：特朗普的「唐羅主義」意味著什麼？》

活捉馬杜羅：特朗普的「唐羅主義」意味著什麼？

唐羅主義的首個實踐

1月3日，美國軍隊發動了一次迅雷不及掩耳的突襲行動，直指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美軍特種部隊在黎明前降落，迅速包圍總統府，並在短暫交火後逮捕了委內瑞拉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

馬杜羅政權長期以來被美國指控為獨裁統治，涉及毒品走私、腐敗及人權侵犯，同時與中國、俄羅斯和伊朗維持密切關係，這些都被視為對美國後院的威脅。突襲行動不僅逮捕了馬杜羅，還包括沒收部分石油資產，並宣布美國將臨時接管委內瑞拉的關鍵基礎設施，直至建立「穩定過渡政府」。在當天上午於海湖莊園舉行的記者會上，特朗普總統對媒體宣稱宣稱，「門羅主義是一件大事，但我們已經大大超越了它，超越了很多很多。現在他們叫它唐羅主義。」（The Monroe Doctrine is a big deal, but we’ve superseded it by a lot, by a real lot. They now call it the Donroe Doctrine.）而對委內瑞拉的突襲，就是「唐羅主義」（Donroe Doctrine）的首個實例。他還補充說這確保了「美國在西半球的主導地位將永遠不會被質疑.(American dominance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will never be questioned again)」。

在2025年底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NSS 2025）中，特朗普政府便已經明確提出重振已有200多年歷史的門羅主義，並引入「特朗普推論」（Trump Corollary）。該推論擴大了傳統門羅主義的範圍，將西半球定義為美國的絕對主導區域，嚴禁「非西半球競爭者」如中國、俄羅斯和伊朗的經濟、政治或軍事滲透。NSS 2025強調，美國將優先保護本土安全、能源供應和移民控制，視委內瑞拉為首要目標，因為其石油資源對美國經濟至關重要，且馬杜羅政府被指責助長邊境移民危機和毒品流入。特朗普在文件中戲稱這一政策為「唐羅主義」，意在強調其個人領導下的強硬風格，與傳統門羅主義的防禦性不同。這一版本雖然繼承了原政策的區域主導精神，但更注重經濟安全和反移民，更具進攻性，允許美國主動介入以排除外部影響，視西半球為美國的「戰略後院」。此次委瑞內拉行動，被視為「唐羅主義」的第一個實踐行動，事件發生後，美國國會迅速通過決議，支持特朗普的行動，並撥款用於委內瑞拉的重建。馬杜羅被押解至美國接受審判，罪名包括販毒和恐怖主義資助。

1823年的門羅主義

門羅主義的提出可追溯至1823年12月2日，當時美國第五任總統詹姆斯·門羅在國會年度咨文中正式闡述這一外交原則。這份咨文雖然以門羅命名，但主要由時任國務卿約翰·昆西·亞當斯起草，亞當斯被視為其思想核心。他將門羅主義定位為美國對歐洲殖民主義的堅決反對，旨在保護新興的美洲共和國免受舊世界勢力的干涉。

當時的拉丁美洲多國如阿根廷、智利、哥倫比亞和墨西哥，正從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統治中獨立出來，掀起一波獨立浪潮。與此同時，歐洲的「神聖同盟」——由俄羅斯、奧地利和普魯士等保守君主國組成——試圖恢復舊秩序，可能通過軍事干預幫助西班牙重新殖民美洲。此外，俄國在北美西北地區的擴張也威脅到美國的領土利益。門羅主義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應運而生，作為美國從孤立主義向區域影響力擴張的橋樑。

當時門羅主義主要包括四項原則：首先，美洲大陸不再是歐洲列強未來殖民或干涉的對象；其次，任何歐洲勢力試圖將其政治制度延伸至西半球，都將被視為對美國的敵對行為；第三，美國承諾不干涉歐洲的內部事務或其既有殖民地；第四，新世界（美洲）和舊世界（歐洲）應維持各自的勢力範圍，避免相互滲透。

這一宣言本質上是防禦性的，當時美國建國僅半世紀，軍事和經濟實力遠不及歐洲強國。因此，門羅主義的實施更多依賴外交威懾而非軍事行動。但門羅主義鞏固了美國在北美的領導地位，推動美國向西部擴張。其次，對拉丁美洲而言，這一政策幫助維持了新共和國的獨立，避免了歐洲立即的重殖化威脅。然而，門羅主義也暴露了美國的雙重標準：雖然反對歐洲干涉，但美國自身在美洲的擴張行為（如1846-1848年的美墨戰爭）卻未受約束，它為美國在西半球的長期霸權奠定了基礎，成為美國外交史上最持久的原則之一。

門羅主義的演變與羅斯福推論

門羅主義自1823年提出後，經歷了多次演變，從最初的防禦性宣言逐步轉化為美國在拉丁美洲干涉的合法依據。這一轉變在20世紀初達到高峰，特別是1904年西奧多·羅斯福總統提出的「羅斯福推論」（Roosevelt Corollary），將門羅主義從被動防禦擴大為主動干涉。羅斯福推論的核心是：如果拉美國家出現「慢性不當行為」（chronic wrongdoing）或無力償還外債，導致歐洲可能介入，美國有權先行干預以維持穩定。這被稱為「大棒政策」（Big Stick Policy），源自羅斯福的名言「溫和說話，手持大棒」。這一推論的背景是19世紀末的帝國主義浪潮：歐洲列強如英國和德國頻繁干涉拉美債務問題，例如1902年英國、德國和義大利封鎖委內瑞拉港口。羅斯福認為，為了防止歐洲借債務之名擴張影響，美國應主動充當「國際警察」，保護西半球的秩序。

羅斯福推論的實施導致美國多次軍事干涉拉美事務。例如，1904年美國接管多明尼加共和國的海關，以償還其歐洲債務；1911年派兵進入尼加拉瓜，扶持親美政府；1915年佔領海地，持續統治至1934年；此外，古巴多次成為干涉目標，美國通過普拉特修正案（Platt Amendment）保留干預權。這些行動不僅鞏固了美國在加勒比地區的經濟利益（如巴拿馬運河的控制），還確保了美國企業在拉美的投資安全。然而，這也引發了拉美國家的強烈反感，被視為美國的「後院帝國主義」。歷史學者指出，羅斯福推論扭曲了原門羅主義的反殖民主義精神，轉而成為美國霸權的工具，導致拉美反美情緒高漲，並催生了如墨西哥革命等本土抵抗運動。

進入20世紀，門羅主義繼續演變，尤其在冷戰時期被用來對抗共產主義擴張。1940年代，美國將其擴大到意識形態領域，例如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中，約翰·肯尼迪總統援引門羅主義，視蘇聯在古巴部署導彈為對西半球的威脅，導致美蘇對峙。冷戰期間，美國支持多個拉美獨裁政權，如智利的皮諾切特和尼加拉瓜的索摩查，以防止「多米諾骨牌效應」。然而，這一時期也出現調整：1933年富蘭克林·羅斯福推出「好鄰居政策」（Good Neighbor Policy），試圖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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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5年12月14日，是汉娜·阿伦特去世五十周年。书评推出阿伦特的几篇文章，非常可惜的是，当时因版权原因，没有刊发原文翻译版本。在新年开始，书评特别再刊发三篇阿伦特的文章，前面两篇为翻译家孟凡礼翻译的《人的条件》自序、《柏林沙龙》和《我们难民》，以纪念阿伦特去世五十周年。

《柏林沙龙》最初以德文发表于《1932年德意志年鉴》。为阿伦特离开德国之前最后发表的德文文章之一。

1932年，纳粹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夺权：7月大选成为国会第一大党，11月虽稍失票仍稳居龙头，魏玛共和国已病入膏肓。26岁的汉娜·阿伦特刚完成博士学位，尚未完全转向锡安主义，却已看穿德国犹太人“靠教养同化”的百年幻梦彻底破灭。她选择在这一刻回望1780–1806年的柏林犹太沙龙：拉赫尔·瓦恩哈根、亨丽埃特·赫茨等犹太女性曾凭教养与人格，在阁楼里创造出短暂却璀璨的「社会之外的社会」，最终仍被1806年普鲁士战败的民族浪潮重新排斥。1932年的德国犹太人连这最后一张入场券都被纳粹撕毁。阿伦特用18世纪末的兴衰，提前写下1933年即将来临的黑暗预言与魏玛犹太知识分子的悼词。这篇文章是她用德语在德国土地上公开发表的倒数第二篇文字；一年后，希特勒上台，她旋即逃亡巴黎，此文遂成“德国时期”的绝笔，带着无可挽回的告别意味。虽然当时阿伦特还没有公开加入锡安主义，但她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德国犹太人靠“教养同化”（Bildung）获得社会承认的道路彻底断了。拉赫尔·瓦恩哈根一辈子想成为“德国公民”，最后死前才说“我是犹太人”——阿伦特用这个18世纪的故事，提前写下了1933年以后德国犹太知识分子的命运。

汉娜·阿伦特笔下的「柏林沙龙」（约1780-1806）是启蒙晚期出现的短暂奇迹：以犹太女性亨丽埃特·赫茨与拉赫尔·莱文为核心，贵族、演员、学者、外交官、犹太知识分子在阁楼与客厅里跨越阶级、教养（Bildung）与人格（Persönlichkeit）成为唯一入场券。早期「美德会」追求善良人类平等，强制公开私人信件；拉赫尔的「阁楼沙龙」则以歌德为精神旗帜，将私生活历史化为「命运」，痛苦与欢乐皆须被见证与记录。1806年普鲁士战败后，私密与公共再度割裂，犹太沙龙失去社会土壤。后起的浪漫派沙龙转向排外、爱国、反犹、反法、反「反俗众」，以啤酒取代下午茶，以「基督教—德意志聚餐社」取代女性主持的开放圈子。拉赫尔晚年虽重开沙龙，已沦为上流社交，不复当年「置身社会之外、却创造真正社会」的辉光。她选择写1780-1806年的柏林犹太沙龙（尤其是拉赫尔·瓦恩哈根的故事），实际上是在回答一个对1930年代的德国犹太人极端迫切的问题：“当我们彻底被抛出社会、被剥夺一切政治权利时，犹太人能否、又如何在‘社会之外’创造出真正的社会与人性空间？”

Je serai cet après-diné entre six et sept heures chez vous, chère et aimable Mademoiselle Lévi, pour raisonner et déraisonner avec vous pendant deux heures[我将于今晚六点至七点间造访，亲爱又可爱的莱维小姐，与您共话两小时的理性与非理性之谈]。——我曾对根茨说，您是道德的助产士，让人们得以如此温柔无痛地分娩，纵使最折磨人的念头，亦能留下温柔的情愫。——在此之前，请保重。

——路易

莱维小姐即拉赫尔·莱文，生前被叫做“小莱维”，后来以拉赫尔·瓦恩哈根或简称拉赫尔闻名。路易则是普鲁士亲王路易·斐迪南。使这封私密便笺和许多信件成为可能的社交圈被称为“柏林沙龙”。

柏林的社交生活起源于启蒙运动时期的“学术柏林”，因而具有社会中立性，其形成过程短暂，存在时间亦短。就其有效和代表性的形式而言，它仅存续于法国大革命至不幸的战争爆发期间。这个社交圈其实更多的是腓特烈启蒙运动的产物，略显落后于时代，这解释了其特有的孤立性，进而造就了其私密性质。它涵盖了日常生活中具有一定公众性的两个阶层：演员和贵族。资产阶级位于这两个极端之间，在某种意义上又被排斥在它们之外。但如今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开始将这两个阶级据为己有。这在威廉·迈斯特的形象塑造中显而易见——他正是通过这两大群体获得了教育[Bildung]与人生方向；贵族阶层将子女教育委托给资产阶级家庭教师的做法，同样印证了这一趋势。因此，并非巧合的是，柏林第一个由女性（亨丽埃特·赫茨）主持的社交圈——这个名副其实的沙龙——囊括了洪堡兄弟（他们曾受教于柏林启蒙教育家约阿希姆·海因里希·坎佩）；以及多纳伯爵（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曾在伯爵府邸担任过家庭教师）。

沙龙的社会中立性与柏林犹太社群的社会不确定性相呼应，后者能以惊人的速度适应环境。犹太人无需挣脱所有可能的社会羁绊，因为从一开始他们就完全置身于社会之外。尽管犹太男性在职业选择上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但犹太女性——一旦获得解放——便摆脱了所有习俗的束缚，其自由程度在今天难以想象。这些既不觉得低三下四也不会感觉蓬荜生辉的犹太人住宅，逐渐成为知识界的聚会场所。

美德会（Tugendbund）是亨丽埃特·赫茨在1780年代创立的，它可以说完全是启蒙运动的产物。该组织成员包括洪堡兄弟、亚历山大·冯·多纳、卡尔·冯·拉罗彻，以及后来改名为多萝特娅·施莱格尔的布伦德尔·维特。除布伦德尔（亨丽埃特·赫茨青年时代的友人）外，其余成员皆为马库斯·赫茨的学生，定期前往他家听课。两位女性扮演着年长知己的角色。该组织以追求美德为宗旨，并以一切“善良”人类平等为前提。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关于所有善良人类权利平等的理念，最初催生了我们如今视为典型浪漫主义特征的那种公开隐私的行为。例如，所有成员都有义务互相出示重要的信件，即使是来自其他成员不认识的人的信件也不例外。我们从卡罗琳·冯·达赫罗登那里得知，这条规则的理由在于：“那些向我们托付秘密的人，若对其他成员的了解如同对我们这般透彻，也会同样乐意将秘密托付给他们。”作为威廉·冯·洪堡的未婚妻，卡罗琳强烈反对这种拉平个人的倾向，这是对莱辛肤浅的崇拜，她说服威廉离开这个美德崇拜者的圈子。这个社交圈随即迅速瓦解。多萝特娅随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去了耶拿；威廉·冯·洪堡因订婚而与团体断绝关系；多纳则作为亨丽埃特·赫茨的私人朋友留了下来。通过多纳，赫茨结识了施莱尔马赫。然而，从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多年后对卡罗琳·施莱格尔说的一句话中，我们可以窥见这个社团的精神气质：“施莱尔马赫与亨丽埃特·赫茨的交往正在毁掉他自己，也毁掉我和我们的友谊。……他们互相吹捧彼此的虚荣。没有真正的骄傲，唯有愚蠢的陶醉，仿佛饮了浓烈的潘趣酒。他们为每一次小小的美德之举而自我陶醉，不管多么微不足道。施莱尔马赫的心灵正在萎缩。他正在丧失对真正伟大的感知。总之，这种可恶的沉溺于琐碎情感的行为快把我弄疯了！”

美德会成立大约四五年后，拉赫尔·莱文的名声开始变大。她的圈子第一个从启蒙运动中分离出来，展现出新一代新兴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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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人的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是汉娜·阿伦特1958年的经典力作，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首发。阿伦特本想命名为《爱这个世界》，最终选用这个更冷静的标题。书中，她从现代科技的飞速进展与人类的深层恐惧出发，重塑“积极生活”（vita activa）的概念，将人类活动分为劳动（维系生命）、工作（创造持久世界）和行动（在公共领域展现独特自我）三种。她尖锐指出，现代社会正逐渐蜕变为一个只关注生产与消费的“劳动者社会”，导致了公共空间的萎缩和人类政治自由的丧失。在阿伦特逝世五十年周年之际，中国翻译家孟凡礼重新翻译这本影响深远的参与式民主的教科书，并把书名Human Condition翻译为《人的条件》。阿伦特在书中提出“人的存在是有条件的存在”，但是正如阿伦特研究者指出的“条件不同于约束”(conditions are not the same as constraints)，“界限也不同于局限”（limits are not the same as limitations）；阿伦特意义上的条件性划定了可能性的领域；男男女女的各种活动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取决于人的条件。理解了人在这个意义上是如何被限制的，也就理解了作为人意味着什么，尤其是作为政治人意味着什么。关于书名译法，译者后续会有详细说明，书评也会持续跟进。书评获授权抢先刊发阿伦特为1958年初版所写自序，在2026年第一天，让我们重新思考阿伦特提出的问题。

标题为编者所加。

1957年，一个产自地球的人造物体被发射到宇宙中，遵照与太阳、月亮和星辰等旋转天体同样的万有引力定律，绕着地球转了好几个星期。不错，这个人造卫星不是月亮或星星，也不是能沿着既定轨道运转的天体，那些天体对我们这些受制于尘世时间的终有一死者来说，其运转的时间无异于漫无际涯的永恒。但是，这个人造物一度待在天空中，作为天体的邻居逗留和运动，仿佛已被暂时接纳进入这崇高的行列。

这一事件的重要性无与伦比，甚至不亚于核子裂变。如果不是因为围绕此事的令人不安的军事和政治环境，人们本该满心欢喜地迎接这一事件的到来。然而，奇怪的是，这种喜悦并非胜利的欢呼；充溢于人们心中的也不是的对人类力量的自豪或敬畏，正是藉着这种巨大的掌控力量，如今当他们从大地仰望苍穹时，便能看见那里有他们亲手创造之物。人们的第一反应，是发自内心的如释重负，欣慰于“人类迈出了摆脱地球囚禁”的第一步。而这番奇怪的言论，绝非美国记者的无心之失，它不经意间呼应了二十多年前刻在俄国一位伟大科学家墓碑上的那句非凡之辞：“人类不会永远束缚在地球上。”

这种感受已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它表明，世界各地的人们绝非慢慢地赶着和适应科学的发现与技术的发展，相反，他们跑到前面已经早有年头了。在这里，正如在其他领域一样，科学已实现并证实了人类所预见的东西，它们既非诞妄亦非空想。唯一新的地方在于，这个国家最受尊敬的一份报纸，终于把此前埋没在不屑一顾的科幻文学中的东西放到了头版（遗憾的是，科幻文学作为大众情感与欲望的载体，至今无人重视）。我们不能忽视这番平庸的言论实际上是多么不同寻常；尽管基督徒把地球喻为眼泪之谷，哲学家视肉体为心灵或灵魂的牢笼，但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人将地球视为人类身体的监狱，也没有人如此迫切地渴望从这里直抵月球。现代的解放和世俗化开始于对无论作为上帝还是作为人类之父的天上神明的背离，难道它要以对地球这位天地间万物之母更为宿命的背弃而告终吗？

地球是最基本的人类生存条件，就我们所知，地球的自然环境或许在宇宙中独一无二，它为人类提供了栖息之所，使人们无需艰难施设就能自由活动、自由呼吸。人工世界使人类的存在有别于所有其他纯粹的动物环境，但生命本身超离于这个人工世界之外，通过生命，人类始终与所有其他生物有机体保持着联系。长久以来，无数科学探索都想让生命也变成“人造的”，想切断最后一条纽带使人类不再属于自然之子。正是这同一种寻求摆脱地球监禁的渴望，让人们尝试在试管中创造生命；尝试将“取自确证具有优越能力的人的生殖细胞在显微镜下”进行混合以“培育超人”，并“修改其身量、形体和功能”；这种摆脱人的条件（的限制）的愿望，我猜想，同样潜藏在将人类寿命延长至远超百年极限的希冀之中。

科学家告诉我们，这种未来人将在不超过一百年的时间里诞生——他似乎被一种对既定的人类存在状态（human existence）的反抗所附体，渴望将其置换成自己亲手创造之物，而不能再是不知从哪里来的免费礼物（用世俗的话说）。没有理由怀疑我们自己有能力完成这种置换，正如没有理由怀疑我们自己当前有能力摧毁地球上所有有机生命。问题只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在这个方向上利用我们新的科学技术知识，而这个问题是无法通过科学手段来决定的；这是一个首要的政治问题，因此很难留给职业科学家或职业政治家来决定。

尽管这种可能性或许仍是遥远的未来，但科学伟大成就的第一个反噬效应，已在自然科学自身的危机中显现出来。问题在于，现代科学世界观的“真理”虽能通过数学公式演示并经技术验证，却已无法再以常规的言语和思维来表达。一旦这些“真理”用概念化的语言连贯地表述出来，其结果“就算不像‘三角的圆’那样毫无意义，也远比‘长着翅膀的狮子’更无法理解”（埃尔温·薛定谔语）。我们尚不清楚这种情况是否就是最终的。但有可能的是，我们这些本来受制于地球却开始自诩为宇宙居民的生物，永远无法理解，也就是说无法思考和谈论那些我们明明能够做到的事。这就好比构成我们思维的物理和物质条件的大脑，无法跟上我们所做的事情，所以从今往后，我们确实需要借助人工机器来完成我们的思考和说话。倘若知识（就这里来说即现代意义上的操作技能）与思想真的永远分离开来，那么我们终将成为无助的奴隶——与其说是机器的奴隶，不如说是实际操作技能的奴隶；终将沦为毫无思想的生物，任凭任何技术上可行的装置摆布——无论它多么致命。

然而，即便撇开这种极端却尚不确定的后果不谈，科学所造成的局面也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无论哪里言语所关面临危急，事情便必然具有政治性，因为言语正是使人成为政治存在物的关键因素。如果我们听从那些经常向我们强调的建议，调整我们的文化态度以适应当前科学成就的现状，我们就会全心全意地接受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安于言语不再具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因为今天的科学被迫采用一种数学符号的“语言”，尽管它最初只是作为口头陈述的缩略形式，如今却包含着再也无法回译为言语的陈述。之所以明智地对科学家本身的政治判断持怀疑态度，主要原因并不是他们缺乏“品格”——他们没有拒绝研发原子武器；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天真——他们未能意识到一旦这些武器开发出来，到底用不用就不由他们说的算了；而是恰恰在于他们行走在一个言语已经失去力量的世界里。人类所做、所知、所经历的一切，唯有当它能够被言说时，才具有意义。或许存在着超言语的真理，甚至它们还可能意义重大，但这只是就单个的人来说的，也就是说，除了不是政治存在物，不管是什么的人。而复数的人类，即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活动和行动的人，之所以能够体验到意义，正是因为他们能够彼此交谈，能够相互理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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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lden Ratio Economy: Rediscovering Proportion in a World of Extremes

Look around.We live in a world of grotesque asymmetry, where towers of luxury rise beside deserts of deprivation—where high-end buildings stand shoulder to shoulder with impoverished slums. Take the United States as an example. Every year, the American food system produces far more than enough to feed its 330 million inhabitants, and yet over 13 million American children go to bed each night, not sure whether they will have enough to eat from one day to the next. At the very moment when these young lives 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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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启蒙运动以来，我们一直在追求平等的道路上努力，然而，现实的不平等却愈演愈烈……为什么我们越是奉行平等理念，现实中平等却离我们越来越远？

“平等”无疑是奠基现代社会的重要原则之一，而且深刻地体现在我们社会生活中以及制度之中。作为一种现代的意识形态，“平等”天然地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因而近代历史上的那些激进的政治实践，也大多挪用乃至曲解了平等的含义。

然而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平等远远不止于一种统摄着意识形态的观念，平权运动和性别平等，我们发现对“不平等”的存在越来越敏感，而且越来越多难以察觉的不平等则层出不穷。“结构性不平等”这样的词汇，越来越多地被使用描述今天的世界。但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平等”这一个贯穿人类历史，具有无穷的道德感召力的感念？而我们时代的“平等”又与不同时代思想家所处理的思想概念有着怎样的内在连贯性？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学校（EHESS）哲学与社会科学博士新书《平等悖论》，带领我们回到理论源头与思想史现场，从“自然-本性”“财产”“进步”“契约”四个方面，逐步拆穿那些看似理所应当的观念背后的矛盾与陷阱，寻找当今社会不平等问题的症结所在。本文为谢晶《平等悖论》一书《走出为平等而平等的怪圈》，标题为编者所改，由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 谢晶出版社: 光启书局出版年: 2026-1页数: 364定价: 78装帧: 精装丛书: 差异与共生ISBN: 9787545220551

试图用统治的逻辑去实现平等，是出现“平等悖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1984年，黑人女性主义作家奥黛丽·洛德（ Audre Lorde）应邀在一个女性主义研讨会上发言。面对黑人女性、第三世界女性和同性恋女性的缺席，她愤怒地说：“主人的工具永远不可能拆掉主人的房子（The master’s tools will never dismantle the master’s house）！”

洛德愤怒于学院女性主义者忽视非白人和非异性恋女性的经验和思考，不关心这些女性写了什么，也不反思当她们自己参加女性主义会议时，在她们家中从事家务并照料孩子的大多是有色人种女性。洛德称，学院女性主义批判男性统治，但她们对其他女性经验和思想的无视，乃至对她们的剥削和压迫，都是在复制男性统治的逻辑。

如果女性主义一方面批判男性统治的社会将男性经验等同于 “人”的经验，另一方面又忽略女性内部的经验差异，将一类女性的经验等同于唯一值得被命名和探讨的女性经验，如果女性主义一方面指责男性出于统治者特有的无知而对女性的思想不闻不问，另一方面又不关心非学院/非精英女性的言论和创作，如果女性主义一方面指责男性对于女性再生产劳动的剥削，另一方面又将这些劳动“外包”给其他群体，那么这就是在想要“拆掉主人的房子”的同时，仍然持有与主人一样的工具。

“主人的工具”是那些用来为统治关系建立正当性的观念和逻辑，它们让一部分人的经验变得无足轻重、不可言说，迫使其服从、被剥削—这就是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实质。如果女性主义以此为逻辑而企图实现平等，等于是在用主人的工具企图拆掉主人的房子。然而，主人的工具是用来造主人的房子的，它们只会令主人的房子更牢固，只会令统治和压迫、歧视和管控更有效。

不仅在女性主义思想史上，而且在更广义的平权史上，“主人的工具永远不可能拆掉主人的房子”都已成为振聋发聩的口号。 它还从口号变成一个极为珍贵的方法：任何以平等为理念的人都 应该不断审视自己是否不自觉地拿着巩固阶序和特权的工具妄图 推进平等。

在这本书中我想要呈现的，也可以说是一番寻找“主人的工具”的历程。我试图证明，支撑起现代平权理念的那些主要观念，都无不落入“用主人的工具拆掉主人的房子”的悖论。自然与文化、感性与理性的二分与排序，世界的机械化，具有排他性的财富积累，社会关系的泛契约化，包括人与世界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内的所有关系的量化和可操控化，所有这些启蒙思想用来证明人的尊严与自然权利，并证明平等的正当性与可行性的观念，都更适用于建立阶序，而不是平等。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说，现代化的进程恰恰就是这些观念深入我们的惯习，建构 我们的认知并主导我们行动的过程。这是造成我在“序幕”中提出的“平等悖论”（我们奉行平等，平等却变成海市蜃楼）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本书的第一重结论。

从“平等悖论”到“做人悖论”：现代性是一个大写的悖论

就在本书写成之际，“做个人吧”和“把人当人吧”正在我 们的舆论中成为越来越高的呼声。就像不平等在当今社会愈演愈烈一样，这些呼声本应令我们感到匪夷所思。“人本主义”难道不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面最重要的旗帜吗？文明和进步的最终目标，难道不是人的彻底解放，人性的彻底实现吗？那么，为什么在现代化如火如荼地进行了这么多年后，我们却如此强烈并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自己不是在做人，也没有被当成人来对待？这构成了一个与平等悖论高度类似的悖论：为什么我们越是高举人本主义的大旗，社会就越是缺少“人味”（让我们称此为“做人悖论”）？

我们为“平等悖论”找到的观念上的原因同样也适用于“做人悖论”。启蒙思想要证明人类具有共同本质，却将这个本质从人类明明所是和所处的自然中孤立出来，令理性和算法与生命分道扬镳；它强调凡是人都有的能力和应有的权利，却把这些能力和权利树立为征服和占有、利用和控制，我们被定义为用算法实 现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就好像再没有其他事情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并被我们视作有意义，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渐渐呈现 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让竞争和占有变得更公正和有序渐渐成 为建立社会关系的唯一目的，契约和法制于是成为建立社会关系的唯一模式。而在由合法暴力保障的、越来越烦琐的法律和制度中，每个人所能采取的最合理的行动，似乎也就唯有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去做征服者和享乐者，去生产和消费。与此同时，每个人也在他人试图达到这些目的过程中成为被利用的工具和资源。无论是用算法去征服和榨取的“经济人”还是被算法征服和榨取的“人力资源”，都离我们真正所是的那个人越来越远。“做个人吧”和“把人当人吧”所表达的，正是当代人对于自身“非人”处境的体察。

对于平等悖论的意识形态批判之所以适用于做人悖论，是因为启蒙精神递到我们手中的，是同一套工具。同一套工具令人试图实现一种“非人”的“本性”，又令这个实现本性、争取权利和建立关系的过程，总是关乎阶序，而不是平等。算法加上竞争的结果，是不等号而不是等号。不可能所有人都成为主人和征服者——只有在主奴关系中才可能存在主人。

如果同一套工具造就了上述两个悖论，那么它们毋宁说是同一个悖论的两面。归根结底，现代性可能就是一个大写的悖论。它可以表述为“平等悖论”——为什么我们追求平等，不平等却愈演愈烈；也可以表述为“做人悖论”——为什么我们在高举人本主义的同时，却不再“做人”，也不再“被当作人”；还可以表述为“自由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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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12月29日周一。这一周横跨2025年和2026年。波士顿书评也不能免俗，在辞旧迎新之际，写一点新年祝词。

2025年，最大的变化可以说是全球右翼政治的崛起。特朗普1月第二次就职美国总统，其“美国优先”政策迅速推行，包括高关税、退出国际协议和支持欧洲右翼政党，激发全球右翼浪潮：德国AfD成为第二大党、法国国民联盟席位大幅增加、奥地利自由党赢得议会选举、葡萄牙Chega党得票率升至22.8%。拉丁美洲逆转“粉红潮”，智利选出极右翼总统José Antonio Kast、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巩固右翼执政、洪都拉斯倾向保守派。亚洲日本选出保守女首相。右翼国际网络如CPAC加强联系……这一趋势正在重塑全球政治格局，也增加了未来的政治和经济许多不确定性。

2025年，俄乌冲突进入第四年，俄罗斯在部分地区取得进展，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与基础设施破坏。中东地区，加沙实现不稳定停火，释放人质，但西岸与周边摩擦持续。美国对胡塞武装与伊朗支持目标的空袭加剧了地区紧张。其他热点如苏丹内战与缅甸冲突持续，全球武装冲突数量增加，人道危机扩大。

2025年，人工智能发展成为另一焦点。中国DeepSeek公司推出R1模型，挑战西方技术优势，引发美国股市波动与投资热潮。OpenAI发布GPT-5、Google推出Gemini 3，推动AI在推理与多模态领域的进步。AI代理技术的兴起降低了应用门槛，却放大就业冲击、隐私风险与算法偏见问题。

面向2026，右翼政策复兴是否会让国际秩序彻底转变？饱受战争和冲突之苦的人们是否可以获得和平？AI迅猛进步是否会制造新形式的不平等，甚至奴役人类？

对于这些问题，书评只能借用阿伦特在《人的境况》自序中话，与读者共勉：从最新颖的经验和最切近的恐惧出发，重新审视人的境况，并爱这个世界。

1955年，阿伦特给导师雅斯贝尔斯的信中写道：“我最近才真正开始爱这个世界……出于感恩，我想将我的政治理论书命名为‘Amor Mundi’。”“amor mundi”为拉丁语，意思是爱这个世界，她计划以此命名的书便是1958年出版的《人的境况》。1982年，美国学者伊丽莎白·扬-布鲁尔（Elisabeth Young-Bruehl）于1982年出版的汉娜·阿伦特的传记，便用了这个题目《爱这个世界For Love of the World》。而这正是阿伦特的核心信念：在经历了纳粹极权、大屠杀与流亡的黑暗后，她仍选择肯定并关怀这个充满缺陷的共同世界。这种“爱”不是感伤，而是清醒的责任与对公共领域的坚持。

在《人的条件》自序中，阿伦特特以1957年人造卫星升空这一历史事件为切入点，敏锐地捕捉到当时人类最新进的技术给人类境况带来的改变。书中，她从现代科技的飞速进展与人类的深层恐惧出发，重塑“积极生活”（vita activa）的概念，将人类活动分为劳动（维系生命）、工作（创造持久世界）和行动（在公共领域展现独特自我）三种。她尖锐指出，现代社会正逐渐蜕变为一个只关注生产与消费的“劳动者社会”，导致了公共空间的萎缩和人类政治自由的丧失。

若是像阿伦特一样思考，从当下最新颖的经验和最切近的恐惧出发，再次审视当下人的境况，会发现阿伦特在《人的条件》的描述似乎并没有多大区别。然而，在自序中，阿伦特说到：

对于这些忧虑与困惑，本书没有答案。……接下来我要做的是，尝试从我们最新颖的经验和最切近的恐惧出发，重新审视人的境况。这显然关乎思考本身，而思考的缺失在我看来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例如那种漫不经心的鲁莽，或是绝望的混乱，或是对那些已然变得琐碎无物的“真理”的自满重复。因此我的主张极其简单：无非是思考一下我们正在做什么。

经常会有人问，为什么做波士顿书评？首先禁止悲情禁止上任何价值观。其次，借用阿伦特的话：没有答案。只是关乎思考本身，而思考本身就是人的最大乐趣所在。

2026年，希望读者和书评一起享受这种思考的乐趣，同时，与阿伦特一样，爱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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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5年9月29日，林昭同案难友黄政先生在苏州与世长辞，终年九十岁。为纪念这位因呼吁民主而蒙冤近三十年的思想者，《波士顿书评》刊出艾晓明在十二年前对黄政先生的访谈和她的按语《三个月交往、十五年重刑、永远的怀念》，同时附上未曾公布于世的黄政平反判决和迟到的讣告。

黄政的名字和证言曾收录在胡杰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中，通过以下访谈，读者可以更多地了解林昭蒙冤的案中案。回顾他的思考和公安利用线人酿造冤案的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个时代。原文于12月23日首发微信公众号《新新新默存》12月25日凌晨被删。此为波士顿书评艾晓明专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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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嚴肅的書，做有趣的人。2026年，波士頓書評不僅可以讀有趣的書，還有可以聽嚴肅的書和有趣的書了。

2026年，波士頓書評推出podcast頻道，並發佈到Spotify 、Apple podcast和YouTube podcast等平台上，大部分文章都可以靠耳朵聽。不過，因為波士頓書評財力、人力極為有限，這些音頻全部由人工智能完成，若是有錯誤的地方，還請各位聽眾包涵。在前面三個月，這些podcast全部免費。歡迎訂閱，並敬請支持波士頓書評：隨意打賞：Zelle，PayPal：boshidunshuping@gmail.com 用戶名：Boston Review of Books；長期支持請升級為付費訂閱。若需要升級為會員或是大額捐助，請發郵件：boshidunshupi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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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載，1271年，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Marco Polo, c. 1254–1324）隨著其父親尼可洛（Niccolò）與叔叔馬費奧（Maffeo）自地中海東岸啟程第二次東行前往汗八里（Khanbaliq，即大都，今北京），並且服務於忽必烈汗廷，直到1295年才回到威尼斯。此後幾百年，《馬可波羅行紀》成為西方人認識中國的最重要的知識來源，甚至一度是唯一來源。

1793年，英國國王喬治三世派馬戛爾尼勳爵（George Macartney）率約700至800人使團（正式登陸北上者約95人）訪華，攜大量科技禮品，欲祝賀乾隆帝八十三歲壽辰並拓展通商。使團要求開放更多口岸、減稅、駐京公使、租借小塊土地，均遭拒絕。清廷視英為「朝貢」，堅持三跪九叩禮（英方僅單膝屈禮）。乾隆帝敕諭稱「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僅允廣州一口通商。使團於1794年無功而返。此次外交徹底失敗，打破英國對「富庶中國」的幻想，成為隨後鴉片戰爭的重要前因。

如何從更廣闊的世界背景（尤其是內陸歐亞背景）來看中國歷史上的這兩起中外交流事件和其間的這段歷史呢？2025年8月，臺灣中正大學歷史系教授蔡偉傑的《從馬可波羅到馬戛爾尼：十三世紀以降的歐亞世界》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本文集大多為蔡偉傑教授從自己專業出發，為內亞歷史研究領域之新近學術著作所寫的書評。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羅新在評論本書的時說道：「論寫作者的知識準備、學術視野以及在各論題上的思想深度，可以說在華語學術圈，很難找到比蔡偉傑更合適的人選。雖然所收文章都是作為書評、專題介紹和學科評述而寫，但由於作者自身的學術條件，這些文章都具有很高的專業水準，非泛泛科普文章能比，對專業研究者來說亦屬難得的資訊來源。」

近日，書評從中國與世界的角度出發，連線採訪了蔡偉傑教授。文字根據採訪錄音整理，經蔡偉傑教授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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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一案，法官宣佈了長達855頁的判詞。這恐怕是傅柯的《懲戒與規訓》的最生動的註腳（香港獨立媒體法庭線 The Witness對這篇判詞進行了詳細的解讀。）黎智英的不認罪與不服從，以及眾多在監獄中的抗爭者，或許，這就是如今香港的最大悲劇所在，這也是公元前441年索福克勒斯的悲劇《安提戈涅》的精神所在。當安提戈涅憑——這位人類歷史上最早的公民不服從者——個人良知與國王的律法對峙之時，黑格爾稱之為「地球上出現過的最壯麗的形象」（《哲學史講演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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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Jimmy Lai case, the judges delivered a verdict spanning 855 pages. This is perhaps the most vivid footnote to Michel Foucault’s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Hong Kong independent media outlet The Witness has provided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is judgment.) Jimmy Lai’s refusal to plead guilty and his act of disobedience, along with the many resisters currently imprisoned—perhaps this is the greatest tragedy in Hong Kong today, and it is also the very spirit of Sophocles’ tragedy Antigone from 441 BC. When Antigone—the earliest civil disobedient in human history—stood in opposition to the king’s law on th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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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考古 | 大丈夫、小偷与间谍：从哈佛大学敦煌藏品看20世纪初在中国西部的外国探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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